文/ 林若一
近期，五一档电影引发众多热议。其中《大风杀》以暴烈、粗粝的影像风格闯入了观众视野。导演张琪以荒芜的边陲小镇忙崖为舞台，描绘了一场警匪大逃杀的生死博弈。
关于剧情、人物、剪辑和配乐，网上已有众多分析。但作为一部风格独特的影片，《大风杀》可以挖掘的点还是不少的。无论是正派警察夏然对自我意义的追寻，还是反派北山对“江湖规矩”的执着，对比之中人性的复杂与信仰的脆弱都可见一斑。今日，“我看App”小编就以“信仰”做切口，带你走近这部暴力美学之作。
北山：信仰的殉道者
悍匪北山的信仰是“规矩”与“忠义”。他坚持让匪帮按月领工资，将“江湖道义”凌驾于利益之上，甚至不惜以暴力维系秩序。这种信仰源于他对旧时代“人情江湖”的眷恋——在他看来，金钱是工具，而兄弟情义才是根基。
手下兄弟告诉北山，“时代不同了，跟咱们那会儿不一样了”。当他入狱三年出来，一切都变了样。会计的背叛、钢镚儿的嘲讽让他愤怒，年轻的匪徒也不再唯“大哥”马首是瞻，已转向“临时工”的契约模式，干完一票拿钱走人。最后信徒“舌头”的死亡，则让北山的信仰迷失在了一望无际的风沙里。
北山既是旧秩序的维护者，也是被时代抛弃的殉道者。他拥有着“不在乎钱，甚至不在乎命”的执念，紧紧守护着所谓的“江湖道义”。当这种“江湖道义”渐渐被社会发展的历程所淘汰之时，北山的命运也注定成为一场悲剧。正如导演张琪所言，北山的孤独不仅源于众叛亲离，更源于他无法接受“规矩已死”的现实——这种信仰崩塌的绝望，最终化作风沙中一声嘶哑的叹息。
夏然：信仰的坚守者
与北山形成对照的，是警察夏然对信仰的坚守。作为战争中的唯一幸存者，他背负“报丧鸟”的宿命，始终追问“为何只有我活下来”。这种创伤并未让他沉溺于虚无，反而催生出一种克制的责任感：以“守护者”的姿态在忙崖这篇土地上寻找作为警察的意义。
导演张琪通过“夏然”这一角色解构了传统“伟光正”的英雄形象。面对敌人，夏然也会因恐惧而颤抖，因战友的牺牲而自我怀疑，但最终选择孤身迎战。无论是劝阻年轻警察的冒进，还是在绝境中保护平民，都透露出一种“向死而生”的坚韧。夏然的信仰不是宏大的理想，而是对生命的敬畏，是对警察身份的认定。影片中，夏然与北山的旅馆对峙戏堪称信仰碰撞的高光时刻：北山以暴力彰显存在，夏然则以沉默对抗疯狂。
李红：信仰的摇摆者
影片中的女性角色李红更是经历了信仰的觉醒与自毁。作为匪帮人质，她的信仰始终在生存本能与道德良知间游移摇摆。最初蜷缩在匪帮枪口下的她，颤抖着将生存希望寄托于北山的"江湖道义"，正如溺水者抓住浮木。但当会计撕开钱箱的瞬间，她发现原来维系秩序的"规矩"不过是层窗户纸，眼睛里也露出了凶光。在沙暴肆虐的旅馆，这个连杀鸡都要闭眼的女人，却突然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太阳穴，变成了以暴力抗争的角色。
导演通过对李红三次递进式的心态历程，表达出一种有些无奈与悲壮的主题：当旧信仰溃散，弱者的反抗往往沦为暴力的拙劣模仿，生存焦虑会进一步催生新的暴力信仰，进入“人吃人”的模式。这并不是一个人的过错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暴力秩序中，李红的挣扎、选择与转变，是被迫的，是不得已的。作为女性角色，还好她在《大风杀》中没有完全沦为一种背景板和玩物的存在。
写在最后
北山的执念与夏然的坚守，共同构成人性的两个极端，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导演通过结局的荒漠暗示，信仰如同风沙中的足迹——既可能被吞噬，也可能指向绿洲。《大风杀》的深刻之处，在于它拒绝给出信仰的标准答案。
在当下，这种信仰的不确定性更具现实意义。当“北山们”的江湖远去，“夏然们”的规则亦面临挑战，我们将何去何从？其实我们所在的时代，何尝不是一种新的“大风杀”呢？或许唯有承认信仰的流动性与矛盾性，才能找到新的精神锚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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